近來NFT行業可謂是高潮迭起，大廠小廠都在積極參與NFT數字藏品的創作。但對大多數企業而言，本身懸而未決的政策仍未明朗。

NFT的下一步究竟應該怎么走，怎樣才能規避未來可能的法律風險，一直是行業內各大企業憂心的話題。于是，在這種浪潮下，有的企業“奮勇而上”打算同時開拓國內外市場，建立國際化的NFT平臺，有的企業則選擇“激流勇退”，擬放棄國內市場而選擇政策法規相對明確的國外市場進行發展。

但實際上，這兩者真的沒有任何風險么？颯姐團隊今日文章便為大家簡要介紹一下兩種模式各自的風險所在。

一、國內國外市場模式

先說結論，在目前國內情況尚未完全明晰的情況下，同時開展國內國外市場，且允許國內國外市場NFT流通存在較大的風險。

（一）環境風險

此處所謂環境風險，系指國內外NFT所面臨的社會環境不同而引發的風險。換言之，開放國際市場必定需要統一標準，而國內國外NFT所處的環境并不相同。這種不同不僅體現在對NFT屬性的認定上不一樣，而且體現在對于NFT的相關法律規定以及監管政策上。反映在國際化的NFT平臺上，就意味著企業必須選擇一種標準作為共同標準并且加以實施，盡量消弭NFT在國內國外的差異性。

但是一方面，國內政策相對缺乏，各大NFT平臺相對謹慎，若效仿國內的運營模式無疑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。而另一方面，若效仿國外的運營模式，則很可能在國內運營時會有“水土不服”之現象，而且極可能會有較大的潛在法律風險“至少在國外可以隨意流轉的NFT在國內的流轉是極其受限的，平臺授予用戶的權利較之國外亦有不同。采取國外模式無疑會與當前行業默認的標準產生極大的沖突。這種環境風險往往具有較大的不可控性，因而值得考慮。

（二）外匯管制風險

同樣需要考慮的還有外匯管制風險。盡管試圖開展國際市場的企業可能并不愿意開通NFT的二級市場，但在國外，NFT的二級市場并非罕見，想要把握國外用戶大概率需要二級市場的存在，這也就意味著國內用戶使用人民幣購買的NFT數字藏品可能在國外售出，并且能以他國法幣或虛擬貨幣進行結算。

從NFT售賣業務本身而言，盡管其業務借助NFT數字藏品而實現，但NFT數字藏品在此過程中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工具，該業務實質上可以被解釋為將國內的法幣人民幣通過轉換為NFT數字藏品的方式在國外購買國外的法幣。

顯然此行為可能涉及外匯管制問題。而根據2019年最高法、最高檢《關于辦理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、非法買賣外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的規定，“違反國家規定，實施倒買倒賣外匯或者變相買賣外匯等非法買賣外匯行為，擾亂金融市場秩序，情節嚴重的，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，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”，變相買賣外匯的行為是可以被評價為非法經營行為的。而且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》第四十五條的規定，變相買賣外匯的行為本身屬于違反該條例的行為，而此條例屬于行政法規，違反該條例滿足違反國家規定的要求。

故只要此NFT售賣業務能夠被評價為一種變相買賣外匯的行為，同時符合其他構成要件（如情節嚴重），那么就能夠構成我國的非法經營罪，因而可能具有較大的刑事風險。

（三）反洗錢風險

如前所述，國際市場的展開意味著人民幣與國外法幣的流通，這本身就為洗錢創造了機會。犯罪分子完全可能將違法收入通過購買平臺上NFT再在國外賣出的方式，將其轉化為外國法幣，并再以該國法幣進行投資等行為進行進一步“漂白”，以此獲得形式上合法的財產。

因此，對于企業而言，要想開展這樣的國際市場勢必承擔更重的反洗錢義務，對參與者做好充分了解，并且建立相關機制防止洗錢行為的發生，否則便會有極大的法律風險。

（四）著作侵權風險

目前NFT行業仍然有大部分NFT數字藏品是基于IP方的授權進行鑄造、銷售的，因此開展國際市場也就會導致IP方的來源不再僅僅局限于國內，而且可能來自于國外。這就需要企業在選擇IP方時不僅要熟悉國外的著作權的有關規范和案例，而且可能需要承擔更高的審查義務，以甄別其IP是否已經得到合法授權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引發著作權侵權行為，從而陷入民事糾紛之中。

二、國外市場模式

在許多企業看來，既然國內不允許，國內政策不明確，那在國外開展專門針對外國人的NFT市場就能夠完美規避上述問題，從而減少自身的法律風險。但實際上，這樣雖然能夠有效避免民法甚至于行政法方面的風險，但仍然不能避開刑法風險。

對于此種情況下企業的民事責任而言，根據2020年最高法《關于適用